绷紧“红线”意识 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

已发之际也不是发动时的心理活动，而是性的发现或作用，即感而遂通之情。

他们以其天人一本、内外一本之学，提出心无内外、性无内外、情无内外之说，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为最高境界，但是要实现这种境界，还要在自身中进行着实体验。中国哲学之重视主体实践，同古代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条件有关，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主要不是通过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那样的实践活动，以克服主客体的对立，实现人的目的，而是把重点转向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，转向主体自身，通过内心修养，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，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。

为人则是为了给别人看的。天之命于人，并不是真有一个上帝，命令人如何如何，而是通过命而赋予人以天地之性（或天命之性、义理之性），天道最终靠人性来实现。但老子在提倡静观的同时，却反对一般知识，主张无知无识的特殊智慧。这种智慧的一个特点是，否定一般对象认识，直接把握道体，静默就是把握道体的最好方法。这同西方哲学以对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统传是不同的。

[7] 他把体道看作是不同于一般认识的最高认识。在中国佛教哲学中，有唯识宗一派，确实具有外来宗教哲学的特点，主张心理意识的分析，有所谓八识之说，并强调能与所、性与相的对立，即主观同客观的对立。一句话，它不是对象论、认识论的，而是主体论、价值论的。

它突出了人的主体性，但并不强调主观性。有了这种体验，不仅能成为仁人，而且能感受到真正的心理满足，即所谓乐。它表现了中国佛学形上思维的特点。[7] 他把体道看作是不同于一般认识的最高认识

[5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。其次，他不仅要确立人的本体存在，即超越的绝对的普遍人性，而且要面对人的个体的感性的具体存在，既要使普遍人性建立在个体存在基础之上，又要为人的自我超越、自我完善提供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。

按照一般的解释，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，以气为心，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、体与用的关系。[2] 牟宗三：《心体与性体》，第四部。心有体用，未发之前是心之体，已发之际是心之用。[24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。

如果把人心仅仅归结为人欲，或等同于人欲，那是错误的。程子曰，仁是性，恻隐是情。他所谓察之精而守之一的精一之学，正是要人们严守封建道德伦理而不失分毫之差。问知觉，是心之灵固如此，抑气之为邪？曰：不专是气，是先有知觉之理，理未知觉，气聚成形，理与气合，便能知觉。

[19] 蒙培元：《理学范畴系统》，第二编第二章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。所谓以能觉之心觉其所觉之理，无非是以形而下的知觉作用之心，觉其形而上的本体之心，也就是由用以显其体，由情以显其性。

这才是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。性情是指道德理性、道德情感而言。

或者以心为体，以情为用，如同程颐那样。朱熹以性为形而上之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，他还以性为心之本体，而心之本体是形而上者，并不是形而下者。钱穆先生说：理学家善言心者，莫过于朱子。[18] 这显然是心性合一论的说法。因此，他所谓知觉，主要是指人的内部知觉或自我知觉。而不是以性与心分形上与形下，因而以性为一边，心与情为一边。

这的确是存在而不是活动，但这存在正是在活动中实现的，由存在而有活动，由活动而表现其存在，这就是朱熹的心统性情说，也就是心之全体大用说。[13] 可见，他并不是离开儒家道德主体论的基本传统提出新的学说，他只是为儒家心性论提出了形上本体论的论证而已。

既讲体用之分，又讲性情之合，二者皆统于一心，这样就比较全面地解决了心性关系问题。要使其完全实现，还需要一系列的修养和实践功夫，包括静中体验。

明白了朱熹的心体用说，他所谓仁即心也、心为太极以及明德既是心又是性等许多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说法，也就容易解释了。[8]《孟子集注·公孙丑上》。

心统性情，性情皆因心而后见，心是体。[19] 朱熹以太极之理为宇宙本体，以其生生不穷，故为仁体，以其真实无妄，故为诚体，但都不离心而存在，他通过自我超越的心本体，使宇宙本体变成自我存在的道德本体，但这本体存在虽是真体之本然、天下之大本，却又是潜在的、未曾实现的，因此被称为未发、未感，当其实现出来，表现为现实的情感活动，就是所谓已发、已感。[16] 这神明不测之心不是形而下者所能说明的，就是说，它不是物质实体及其功能，而是先验本体及其功能。心体即性是浑然至善之理，它虽然不能不杂气而言，却不害其为至善之体。

[25] 饥食渴饮也是出于天理，是人的自然本性。朱熹很重视铢累而寸积的经验知识的积累，但其格物的目的是致心中之知，即先验的道德知识（德性之知）。

认知之心即是格物穷理之心，格物所得之知，是外在的经验知识。在这里，人心必须接受道心的指导，合于道心者为之，不合于道心者不能为。

心之体即形而上的性本体，也是天理之全体。他们的看法虽不同，但都认为朱熹以性为形而上者之理，心为形而下者之气。

这就是心、性、情的关系。所以必须说个心统性情，才能把形上与形下、体与用统一起来。但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他虽然提出了认知理性的重要性，却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认识论学说，就是说，他把认知理性变成了实现道德理性的工具，使之服从于道德理性的需要，因此，不可能得到独立的发展。[1] 钱穆：《朱子新学案·朱子学提纲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1971年版。

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心固是主宰底意，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，不是心外别有个理，理外别有个心。

他主张人心必须服从道心，提倡道德意识的主导作用，固然弘扬了道德理性的力量，但他同其他理学家一样，最终把天理同人欲对立起来，提倡灭人欲而存天理。[15] 就知觉而言，它是理气之合，说明绝不能用形而下之气来解释。

气不可谓之性命，但性命因此而立耳，故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，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，非以气为性命也。浑然一致就是内外合一、天人合一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体用合一、性情合一。